在关于衣物的评论中，韩德森推荐比亚麻布更凉快的棉布。他写道：“不必怀疑，这是最佳的热带气候防护用品，能减少皮肤出汗；我在这里再提醒一句，更换贴身所穿亚麻衣物不要过于频繁，新来的欧洲人常有这个习惯。”也许还算幸运，韩德森并不赞成那些反对淋浴的专家们的意见。

在五个新开放的条约口岸中，上海的拓展最为迅速。1843年，上海的外侨人数为100人，其中女性7人；到了1850年，外侨人数增长到175人，不包括水手数量。不过，比人口增长更快的是港口的泊船数量：1844年有44艘外国船只抵港；10年以后，在黄浦江抛锚驻泊的外国船只一年就有437艘。

最终得出固定兑换率：100两库平银等于109.600两上海银，同样的方式，商人们缴纳进口关税，110.400两上海规元等于100两关平银。

不过，对于早期在沪的外国商行来说，当务之急是开展贸易以及建立他们的总部。这些机构与广州、澳门的早期“工厂”惊人相似，希基在百年之前已经这样写道：

住在某家银行或是政府的钱币兑换处，与两到三位绅士合住，他们来此地是因为贸易之故。（钱币兑换员是银元行家，受雇来检测鹰洋或其他形式的银币成色；后来也被称为讨债人）我们中没有人带来做饭的设备，因此我们的三餐极其粗糙，不是地道的中餐或英餐，而是两者兼有的大杂烩。我们的卧室寒冷彻骨；清晨醒来，每每发现自己躺在被雨淋得透湿的床上；如果下雪，雪花会从窗户里飘进来，在地板上形成“环状”图案……我们无论何时走出房子，数以百计的人都会聚拢在街头，尾随我们，目光所过之处都能引起轰动，如同伦敦街头人群争睹女王一般。

韩德森承认“当长期身处闷热的环境之中，无可避免会有全身无力、虚弱之感”，他同时认为，海上航行会让人的身体变差，“一位英国人乘坐半岛东方邮轮公司的轮船抵达上海，因为饱食终日，他的身体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处于疾病的临界状态”，他曾经“身处闷热天气之中，所吃食物富含营养和刺激性；与此同时，身体锻炼在很多情况下被搁置……又暴饮不限量免费供应的五花八门的酒精饮料”。

商人们的矮种马激发了跑马运动，该项运动在1848年之前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但直到1851年，上海才有第一个跑马场。在一个中国人的记述中，“一个大赌场”宣告成立。此前一年，广隆洋行（Linsay & Co.）主营鸦片运输，其经理人霍格先生与其他4人组建了跑马总会。他们的第一个跑马场恰好位于“泥城浜”的东面，与河堤和苏州河相距不远，马场的看台设于今天江西路与南京路的拐角。随着上海人口增长，跑马场两度易地，迁往郊区。1863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买下跑马场的中心地块用作板球场地。1865年，毗邻板球场的一块土地，经过“平整、铺草坪、挖排水沟以及搭建篱笆，被出让用作棒球场”。运动事业基金会还资助了一所赛艇俱乐部（该俱乐部在苏州河上有一座船库）、一所滑冰俱乐部以及兰心大剧院。在跑马场的历史上不曾提及的一个事实是：为了修建跑马场、板球场以及棒球场，大约60户中国家庭的宅院和先人的墓地被征用，住户被迫搬迁。

韩德森相信，“许多腹泻、痢疾以及疟疾患者都是因为在秋天没有穿足衣服所致而不是其他原因……即使是在盛夏酷暑季节，肚子上也应该盖一条毯子。手和脚以及胸部暴露在外也许没什么，但是睡觉时没有盖好肚子，会很不安全。”他的建议得到采纳，一名住在汉口的居民在1863年4月写信给他的父亲：“告诉我妈妈，夏天的时候我系了法兰绒衣带，我想我告诉过她，贝拉（Bella）在亚历山大城做了两条给我。”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上海的外侨直到1870年才开始大声呼求建立自来水厂，让工部局开始规划水厂项目并做出预算。不过真正的建设要等到1879年。那一年法租界发生一场灾难性火灾，因为缺水，火势失控，损失惨重。1882年，输水管网铺设完成。外国居民付费用水，但大部分中国居民继续从“挑水同业协会”（该协会反对任何免费供应干净水的提议）的成员那里买水，这些从黄浦江抽出的水被装入桶中出售。

虽然在细节以及规模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所有的外国“商行”十分相似，因为这些建筑物的功能是相同的。它们耸立在空地当中，四周筑有院墙；占地从一英亩到两三英亩不等。

和韩德森一样，早期在上海的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们将传道与治病加以区分，因为他们的意愿是接触中国人，改变他们的信仰，将他们的专业医疗技能提供给当地民众。韩德森工作的伦敦会医院，为了让更多中国病人受益而对外开放。该医院建于1843年，位于上海城的南大门不远处，1861年迁往山东路。1862年，第一家为在沪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法国医院，在法租界黄浦滩和科尔贝大街一角开张，工作人员是来自慈善团体圣云先会（圣味增爵会）的修女们，不过此前外国人也能得到医疗救治。随着蒸汽轮船速度的提高，大部分外国病患想方设法回国治疗，法国医院因为治疗“穷患者”出现财务危机。尽管市政基金的拨款很快就会到位，但为了“能够帮助医院摆脱困境”，有人提议，未来由工部局每年拨付定额款项，补足亏损，避免此类危机再度发生。此举措必然引发新教徒的抵制。匿名信件被寄往当地媒体，其中称天主教修女折磨病人，坚持不懈地想让病人在临终之前改宗皈依。最后，法国医院变身为上海公济医院①，从原先的地点迁往苏州河北岸。

开埠早期阶段，上海的社交活动绝大部分是男人的事情。最初只有极少数妇女在条约口岸，大部分还是传教士的配偶。首次单身舞会在1850年11月举行，5年之后，举办了第一次赛马舞会。迟至1864年，共济会举办了他们的第一次舞会，“现场男女比是10位绅士对一位女士”。尽管如此，第一位裙装裁缝大约在1859年就已经来到上海。1861年，上海巡捕房前督察的妻子克利夫顿夫人开始经营一家女帽店。

107.400

库平两100   = 漕平两101.800

因为上海的水过于危险，不适合饮用，摄入液体成为一个问题。在韩德森看来，喝茶时摄入的药剂量足以“杀死一只成年青蛙”，他总结道，“在如此这般的天气之下，适量饮用葡萄酒，对一个人的健康有所裨益……我指的适量，是每天3杯到五六杯波特酒或雪莉酒，或是半瓶法国或德国产的葡萄酒”。他认为在炎热的气候下饮用香槟酒是安全的，不过他警告不要过度摄入苏打水：“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刚来上海的时候，身体很棒，前途大好；他总是吹嘘，夏天的时候每天要喝下18瓶的苏打水，还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持久，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年底，一场急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1843年条约口岸开放前不久，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苏格兰人罗伯特·福琼，被派往中国开始他的采集之旅。在首次访问中，福琼参观了全部5个口岸城市，还突破条约口岸限制，沿长江逆行，闯入安徽，并前往浙江及福建省。

这些蓬头垢面的新脸孔不会令人吃惊，因为他们怎么说也在轮船上待了3到5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甫抵上海，一位“格里芬”得以到公司食堂进餐，与他的工作伙伴们一起吃早饭——煮熟的鲱鱼配黄瓜，随之还有烤鹬鸟和牛排。下午他在丝房里面度过，在换装吃晚餐之前，“为了振作我们的肝脏”，通常会散会儿步。晚餐会有6道或者更多的菜式，接下来玩纸牌、抽雪茄。

韩德森的批评让我们对于上海商务居民们喜爱的餐饮有了一些认识。他奉劝侨民，在夏季不要食用水果或蔬菜，而且他坚信，“夏天住在华东地区的人，如果正餐喜欢来上一大盘羊肉、小牛肉、家禽肉杂烩米饭或是咖喱饭，再佐以两三杯满满的红葡萄酒，或者莱茵河谷地区的白葡萄酒，肯定会出现轻微腹泻、拉痢，或者肝功能失调”。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

最初的几十年，上海的居民对于“令肝儿颤”的跑马运动情有独钟，虽然作为外国人，他们不允许离城太远。随着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逐步城市化，“狭窄的街巷中奔驰的马匹，渐渐地成为人们躲不开的危险，尤其是对于顾客和店主而言。如果四轮马车出现，情况还要更糟糕……经常有恳请书见诸报端，请求禁止那些矮种马入城，无论是骑马漫步还是策马飞奔”。

尽管有了上述发展中的各项活动，但是跑马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上海较广州与澳门更适合饲养马匹，因为蒙古马商传统上不会越过长江继续南行。他们驱赶着数以百计的野马，“一群毛发蓬乱的小生物，与其说是马，不如说看起来更像大狗或熊”，参加一年一度的马匹集市。这些马的购买以及饲养费用并不昂贵，只是在它们的野性以及厚厚的毛皮之下，马的特征和潜力很难预判，所以收购马匹就是一场赌博。3月份，给马匹剪毛之后，它们展露了匀称的四肢、强健的躯体、有力的背部以及粗壮的脖颈。“与中国矮种马相处的第一个月是漫长的争夺战，主人的身上遍布瘀伤与咬痕”，还有就是，“因为它们总是把辔头咬在牙齿后面，很难控制它们的奔跑速度”。经历又踢又咬的过程以及每天的练习，主人们骑着马参加春夏之交举行的所有比赛。人们热衷于赌马下注，还为中国马夫专设“本土奖金”。